村东头有棵老槐树,树冠大得能遮住半个操场，树下总是热闹的，夏天有摇蒲扇的老人，黄昏有追逐的孩童，可谁会在意一棵树是怎么长起来的？它只是在那里，根扎得深，枝伸得远，一年一年地绿着，不言不语。
我想,女性大概也是这样长成的。
幼时我们是山涧的种子,带着野性的天真，女孩们赤脚踩过溪水，爬上树梢摘酸枣，在麦田里打滚，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女孩样”，只知道追着蜻蜓跑，裤腿卷得老高，村里有个疯丫头，爬树比男孩还利索，上树掏鸟蛋，下河摸鱼虾，她奶奶总骂她“野得没边”，可她眼里有光，亮得像清晨的露珠，澄澈而不安分，那种光，是天生的，是未被修剪前的枝条，横七竖八地伸展着，却有一种勃勃的生命力。
后来,我们被移栽到院子里，树种进花盆，藤蔓要顺着支架攀，女孩们被告知要安静，要温柔，要把脚放平，把声音放低。“这样才像个姑娘”，大人们总是这样说，于是我们学会了微笑时抿着嘴，走路时夹着腿，说话时压低声音，有个同学成绩特别好，尤其是数学，奥赛拿过奖，可她妈妈逢人就说：“女孩子嘛，理科再好有什么用，将来还不是要嫁人的。”她听了，默默地收起奖状，去上那个她并不喜欢的钢琴课，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一棵树要长成别人想要的样子，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向伸展天空？那被修剪的枝条，难道就不痛吗？
可是,树终究是树，它有自己的生长节律，有些女性在沉默中积蓄力量，她们像冬天的树，叶子落光了，可根还在土里，深深扎着，她们读书，她们工作，她们在深夜的灯光下写东西，她们或许不曾登台高呼，但她们用笔尖划破黑暗，用数据证明自己，用每一个微小的努力构建自己的世界，有一个女作家，年轻时不被看好，退稿信装了一抽屉，可她就是不停地写，写清晨的露珠，写午夜的月光，写市井的烟火，写那些不被看见的女性，后来她出名了，记者问她成功的秘诀，她只说：“我是棵树，只管生长罢了。”
待到枝叶繁茂,树冠撑开一片绿荫，中年女性是丰盈的，饱满的，像夏天的槐树，开满细碎的花，香气能飘出很远，她们或许已经做了母亲，或许还是单身，或许在职场打拼，或许守着家庭，但她们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办公室里的女同事，从当初的小助理做到部门经理，她总是一派从容，什么事到她手里都能理出头绪，有一次项目出了大问题，所有人都慌了，她却在会议室里一条条地列解决方案，声音不大，却稳得像定海神针，我那时想，这大概就是风雨后的树，风来不避，雨来不躲，只是用枝叶把它们奏成自己的交响。
老树也有自己的方向,老年女性像村口的老槐树，她们或许不再枝繁叶茂，但树干上每道裂纹都藏着故事，她们会在清晨打太极，在傍晚跳广场舞，在周末和老姐妹聚会，她们不再为谁而活，只是活成自己的样子，外婆八十多岁了，开始学画画，画得不好，歪歪扭扭的，可她乐在其中，她说：“年轻时想画，没时间；中年时想画，没精力；现在终于可以画了。”她画花，画草，画村子里的猫和狗，画记忆里的山和水，那些画挂满了整面墙，就像一棵树把所有叶子都展开，给人看它的每一种颜色。
春天,槐花会落，细碎的小白花铺满地面，踩上去软软的，有一种淡淡的香，就像有些女性离开了，但她们留下的东西还在，在傍晚的炊烟里，在午夜的灯影里，在孩子的笑靥里，那些没有被修剪的枝丫，终于伸展成了春天的形状。
我们都是这样长起来的,从野生的种子，到被移栽，到枝繁叶茂，再到归于尘土，我们一起长出根系，在黑暗中摸索着抱紧，在风雨中彼此支撑，那些被修剪的伤痛，那些被忽视的倔强，那些在深夜流过的泪，最后都会变成树干上的纹理，成为我们独特的印记。
树从来不去问自己为什么要长向天空,它只是长着，用一整个生命的长度回答这个问题，女性的天空，也是这样一点点撑开的——不靠呐喊，而靠每一个清晨睁开眼睛时的微光，每一个深夜坚持的理由，每一次被击倒后重新站立的力量。
她们让自己活成了树——枝伸向天，根扎进地，而她们站过的每一寸土壤，都会开出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