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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行动”，将人类的视线聚焦于那个潜伏在暗处、专对儿童下手的“幽灵”——脊髓灰质炎病毒，近四十年来，人类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如今全球仅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尚未阻断野生脊灰病毒的传播，这背后，是一段与病毒斗争的壮阔史诗,也是一场科学与意志的持久较量。
从“婴儿瘫”到“病毒幽灵”
脊髓灰质炎，也称小儿麻痹症，是一种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病毒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侵入人体后，会攻击中枢神经系统，特别是脊髓前角的运动神经元，导致肌肉特别是下肢肌肉的弛缓性麻痹，对于免疫系统尚不完善的儿童而言,这种攻击往往是毁灭性的。
在疫苗出现之前，脊灰曾是全球儿童的梦魇，1952年，仅美国就报告了超过5.7万例脊灰病例，其中超过2.1万人出现瘫痪，3000多人死亡，那些幸存下来的瘫痪者，终身无法摆脱拐杖、轮椅或铁肺的辅助，所谓铁肺，是一种通过负压帮助瘫痪患者呼吸的装置，患者需要长时间躺在其中，仅露出头部和颈部,这种景象在上世纪中叶的美国医院中并不鲜见。
疫苗：人类对抗脊灰的转折点
对抗脊灰的转折点出现在1955年，这一年，美国科学家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成功研制出全球第一支脊灰灭活疫苗（IPV），索尔克被誉为“疫苗之父”，他选择了最为谨慎的技术路线——用甲醛灭活的病毒作为抗原，这样既能激发人体免疫反应，又不会导致感染，1954年，索尔克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体试验，涉及超过180万名儿童，1955年4月12日，试验结果公之于众：疫苗有效率达到80%至90%，全球为之欢呼,索尔克也成为了国家英雄。
灭活疫苗也存在不足：保护效力不够持久，且需要注射多次，这促使另一位科学家——阿尔伯特·萨宾（Albert Sabin）另辟蹊径，研发出脊灰减毒活疫苗（OPV），这种疫苗通过口服的方式给药，模拟自然感染的过程，能够产生更持久的肠道免疫力，并且通过“粪便-口腔”传播链，形成群体免疫屏障，1961年，萨宾的疫苗在苏联进行大规模试验并取得成功,从此OPV成为全球脊灰防控的主力军。
中国的“糖丸”传奇
脊灰防控的历史也同样壮怀激烈，1965年，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脊灰减毒活疫苗，但当时，冻干疫苗需要冷链运输，且需要定期口服，对于广袤的农村地区而言并不便利，一位科学家——顾方舟，面对这一难题，创造性地提出将疫苗制成“糖丸”的设想。
糖丸疫苗使用多种颜色区分不同剂次，不仅解决了冷链运输的难题，还让孩子乐于服用，顾方舟甚至曾让自己的孩子试服疫苗，以验证其安全性，1978年，糖丸疫苗纳入全国计划免疫，“摇篮糖丸”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为无脊灰地区，顾方舟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脊灰之父”。
最后一公里的挑战
进入21世纪，脊灰的传播范围已大幅缩小，2000年至今，全球每年报告的野生脊灰病例从35万例急剧下降至两位数甚至个位数,最后的一公里往往最为艰难。
当前，野生脊灰病毒仅存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少数地区，在这些地区，冲突、贫困、宗教误解、部分社区对疫苗的抵制、以及卫生系统薄弱，都成为病毒最后的庇护所，减毒活疫苗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可能导致疫苗衍生脊灰病毒（VDPV）的出现，这让“消灭”的最后阶段变得更加复杂。
脊灰留给人类的遗产
脊髓灰质炎大概率是继天花之后，第二个被人类从地球上彻底消灭的传染病，但脊灰留下的不仅仅是全球卫生体系的一次重大胜利，更是关于科学、政治、社会动员和公共卫生伦理的深刻启发。
脊灰的防控启示我们：疫苗不仅是科学的产物，也是社会协作的结果，从索尔克、萨宾到顾方舟，成千上万的卫生工作者、志愿者和各国政府，以及数亿个主动接种的家庭，共同完成了这场与病毒的战争，脊灰的防控也告诉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只要还有一个人在感染,整个世界就仍然处于危险之中。
当我们看到孩子们在地上奔跑、跳皮筋、踢足球，我们很难想象这些日常活动曾一度被病毒剥夺，脊灰的威胁正在远去，但它留给人类的教训与遗产，将永远提醒我们：在病毒面前，人类没有国界，没有终点，我们需要继续赢得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为了那最后一公里,也为了所有未出生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