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土豆三岁那年秋天，高烧到三十九度八，我和他爸半夜抱着他冲进儿童医院，急诊室里挤满了人，小土豆烧得迷迷糊糊,窝在我怀里像一只淋了雨的小猫。
挂号，排队，等医生，大厅的灯光白得晃眼，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子里，小土豆忽然睁开眼，带着哭腔说：“妈妈，我不要打针。”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旁边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尖叫起来：“我不要打针！我不要打针！”她妈妈摁着她，两个护士在找血管，那孩子的尖叫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割在空气里，小土豆听到这声音，小小的身体猛地绷紧了,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从那天起，“打针”这两个字成了我们家的禁词，只要提起来，小土豆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又哭又闹,满屋子躲。
今年春天，小土豆又感冒了，咳嗽咳得停不下来，鼻涕糊了满脸，带他去家附近的社区卫生中心，他死活不肯进去，扒着门框，两条腿在空中乱蹬，动静大得旁边遛狗的老大爷都停下了脚步,我最后是把他夹在胳膊底下硬扛进去的。
“你们这搞法不行。”接诊的周医生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戴着老花镜，看了我们一眼，冲小土豆招招手：“过来，跟奶奶去看个好东西。”
小土豆继续哭。
周医生变戏法似的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是一个迷你听诊器，金色的，指甲盖那么大，上面拴着一根红绳。“这个是送给不哭的宝宝的，”她晃了晃，“你去门口陪护士阿姨种个小花，就给你。”
小土豆哭声小了，他爸把他放下，他犹豫了一下,居然跟着那个护士走到走廊尽头的墙角去了。
护士姓李，二十出头的样子，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蹲下来，从抽屉里拿出一包彩色的小贴纸：“你看，这个花盆里，每贴一朵花，就代表你勇敢了一次，我们先把花种上，打针的时候就不疼了。”
小土豆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那包贴纸，伸手挑了朵红色的，李护士牵着他的手，把花贴在墙上一张画好的花盆图上，然后又在旁边贴了一朵向日葵，认真地说：“这个送给你，打针前先贴上去，针打完就不疼了。”
我是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土豆居然乖乖伸出小胳膊，让李护士擦酒精棉，那支细长的针扎进去的时候，他只是皱了皱眉，咂了咂嘴，眼泪包在眼眶里,硬是没掉下来。
打完了，他低头看了看手背上那条胶带下的针眼，仰起脸问李护士：“阿姨，我勇敢吗？”
“超级勇敢。”
小土豆笑了,是我见过的最灿烂的笑。
那天我忽然明白，恐惧这东西，有时候只是缺了一个小小的入口，那个入口可能是一张贴纸，一次种花，一个好听的名字——宝宝医院。
其实哪有什么秘密，不过是把“打针”变成“种花”，把“疼”变成“勇敢”，把恐惧变成一次小小的冒险，这就像生活的诸多坎坷，想想确实如此——我们害怕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对事情的态度，给孩子一个台阶，他们就能自己走上去；给恐惧换个名字,它就失去了大半的力量。
小土豆后来每次去打针，都会主动去找李护士种花，墙上的纸花越贴越多，快要贴满了，他爸说，等这面墙贴满了,咱家小土豆就长大了。
李护士去年调走了，新来的是个年轻男护士，没有贴纸，只有一排亮晶晶的英雄勋章，小土豆看了一眼，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叔叔，我要那个奥特曼的。”
我心里清楚，总有一天，那些小花、那些勋章、那些叫“宝宝医院”的地方，都会像童年本身一样悄悄消失，但那份在恐惧中学会的勇敢，那个被温柔接住的瞬间,会留在他心里。
就像墙上的花，不一定永远在，但曾经开放过,就已经足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