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蹲在省医院台阶上的人
省医院的大门总是敞开的，不论清晨还是深夜，那扇玻璃门都在灯光下反射着冷白的光，像一只不知疲倦的眼睛,注视着每一个走进去的人。
我已经记不清这是我第几次来省医院了。
小时候，省医院是城里最远的地方，从县城坐两个小时的班车才能到，每次都要在候诊室里等上半天，那时的省医院是灰白色的，墙壁上半截刷着绿色的油漆，走廊里永远弥漫着消毒水和中药混合的气味，母亲带我看病时，总是小心翼翼地攥着挂号单,生怕它被汗水浸湿了。
后来，我长大了，去外地上学，工作，省医院的记忆渐渐淡了，直到父亲生病那年,我又回到了这里。
凌晨四点的省医院，其实比白天更热闹，挂号大厅里已经排起长队，有人搬着小马扎，有人垫着报纸坐在地上，队伍里大多是老人，头发花白，眼神疲惫，他们从全省各地赶来，有的半夜就到了，就为了挂上专家号，一个穿着军大衣的老人告诉我，他从三百公里外的乡下赶来，昨晚就在台阶上睡了一觉。“省医院的专家好，等几天都值。”他说这话时笑得很坦然。
省医院的台阶上，蹲着各种各样的人，有抱着孩子手足无措的年轻父母，有背着巨大行李袋的民工兄弟，有握着检查单痛哭失声的中年妇女，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着人间的悲欢离合，每一个蹲着的身影背后,都藏着一个家庭的希望与绝望。
住院部的走廊尽头，总有一位阿姨在擦地，她每天凌晨五点就开始工作，把地板擦得能照见人影。“在这干了十年了，”她说，“见过太多人了。”她告诉我，有个乡下老汉为了给孙子治病，卖掉了家里的牛，在走廊上睡了半个月，还有个年轻妈妈，孩子手术后一直没醒，她就在监护室外面守了七天七夜，最后医生告诉她孩子没事了,她蹲在墙角哭了很久。
省医院的白大褂总是急匆匆的，他们走路带风，说话简洁，手里的病历本永远翻不完，有人说他们冷漠，可我看到，那个被病人骂了也不还口的年轻医生，下班后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发呆；那个连续工作三十小时的主治医师，在手术间隙靠着墙就睡着了。“能多救一个是一个。”我听到他对实习生说。
省医院的食堂永远是人最多的地方，十块钱一份的盒饭，三菜一汤，虽然味道一般，但热乎乎的，陪护的家属们端着饭盒蹲在路边吃，互相聊着病情，交换着省钱的诀窍。“医保报销单要去二楼窗口”、“CT室在三楼东侧”、“院门口的药便宜一半”,这些信息在他们中间无声地传递着。
病房外面的走廊，是我最熟悉的地方，父亲住院那段时间，我每晚都在那里打地铺，水泥地很硬，翻身时能听到塑料布摩擦的声响，但睡不着的时候，我总会听到隔壁家属低声的哭泣声，听到护士台传来按铃的声音，听到楼上有人在喊“医生”，这些声音此起彼伏,像一首无言的交响乐。
省医院的夜晚很长，灯光很亮，那些蹲在台阶上的人，有人等来了好消息，有人等来了晴天霹雳,有人还在继续等待。
我终于明白，省医院不只是看病的地方，它更像一个中转站，承载着无数家庭的希望，那些蹲在台阶上的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带着各自的故事，在这里等待命运的判决，有人从这里走出去，重新开始生活；有人在这里送别亲人，哭着离开；更多的人，还在排着长队,相信明天会更好。
昨天我又路过省医院，依然看到有人蹲在台阶上，他们的背影像极了十年前的父亲，也像极了二十年前的母亲，不同的面孔，相似的神情,同样的期盼。
愿每一个蹲在省医院台阶上的人，最终都能站起来,笑着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