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的窗户朝西,黄昏时分，最后一抹光会贴在对面的白墙上，起初是一小块橘黄，然后慢慢扩开、变薄、暗淡，最终融进灰色的阴影里。
母亲就躺在那张病床上,靠着枕头，目光落在墙上的光斑上，一动不动。
她生病的消息来得并不突然,两年前体检就查出了那颗隐匿在腹腔深处的肿瘤，医生说话很委婉，但我们都听懂了那个数字——生存率、五年、百分之三十，母亲没有哭，也没有追问，只是平静地签了手术同意书，刀口从胸口一直划到小腹，像一条蜈蚣趴在皮肤上。
放疗化疗交替着来,头发一把一把地掉，镜子里的她变得陌生，但她的眼睛还是亮的，她喜欢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看楼下的玉兰树，春天开了满满一树的白花，她说：“多好看啊，像下雪一样。”她会扶着窗台慢慢走，走几步就气喘吁吁地停下来，但依然坚持着从卧室走到客厅，像完成某种仪式。
我们以为会好起来的,头发重新长出来了，胃口也开始恢复，甚至能下楼走一小段路了，但转年春天复查的时候，CT片子上密密麻麻的亮点说明了一切——扩散了，到处都是，医生把家属叫到走廊尽头，压低声音说：“做好心理准备，时间不多了。”
母亲似乎早就知道了,她不再配合治疗，拔掉输液管，掰掉止痛泵，甚至把护士送来的药偷偷藏在枕头底下，我们没有再逼她，在她最后的时光里，我们不再把她当作一个病人，而是一个将要远行的人，她瘦了很多，躺在床上像一片轻飘飘的落叶，但精神却异常清醒。
有天晚上,月亮特别圆，月光透过窗帘洒进来，屋里像铺了一层银色的水，母亲突然睁开眼睛，虚弱的身体在月光的折射下显得格外单薄，她说：“小时候，夏天晚上，我们在院子里乘凉，你外婆摇着蒲扇，教我们认星星。”
“后来呢？”我问。
“后来他们都走了。”她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母亲的思维开始模糊了——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她会突然喊出外婆的名字，有时又认不出父亲，医院的味道变得很浓——弥漫着消毒水、药水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是正在消散的生命的气味。
母亲去世前的夜晚很安静,病房里只剩监护仪有节奏地跳动，像秒针在走，生命流逝的声音真的很轻，像沙漏里那些细小的沙粒，一颗一颗地落定，凌晨三点十二分，监护仪发出刺耳的报警声，医生护士冲进来，但已经来不及了，母亲的脸上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仿佛一切都了然于胸。
窗外开始下雨,雨水穿过夜色打在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打开窗户想透透气，看见楼下的玉兰树在雨中轻轻摇晃，春天快要过去了。
母亲曾经说过,人死了就像一朵花落了，不是真的结束，是另一种开始，我当时不理解，现在好像懂了那么一点点，那些曾经鲜活的、疼痛的、微笑的瞬间，并不会真正消失，它们会嵌入活人的记忆里，成为支撑我们继续向前走的光。
病房里剩下父亲和我,他背对着我们，肩膀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微微颤抖，却始终没有发出一丝声响，我知道，他也在进行一场漫长而寂静的送别——只是这场送别，从母亲确诊那天就开始了。
一个生命,就像一盏灯，总有油尽灯枯的时候，而病死，不过是灯油耗尽前的最后一阵摇晃，一切归于宁静。
下葬那天,天气出奇的好，墓地在半山腰，能看到很远的地方，泥土带着春天的湿润，新翻的坟头，在阳光下闪着微光，我们站在那里，谁都没有哭，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风吹过来,带来了远处麦田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