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荣”这个名字，听起来如此普通，普通到你可能在一个城市的电话黄页里找出十几个，他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甚至算不上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但正是这样一个名字，承载着中国过去四十余年里，无数普通人的命运缩影，他，就是我们身边那个沉默寡言的邻居，那个在单位里兢兢业业几十年的老同事，那个在家庭聚会上话不多却总在默默添茶倒水的兄长。
杨建荣的故事,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偏远乡村，他出生时，连一张像样的出生证明都没有，赤脚医生在账本上潦草地记下“杨建荣，男”，他的名字，是村里读过几天私塾的老先生起的，寓意“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只给了他“荣”字的希望，却吝啬于兑现那个“建”字的承诺。
作为家中的长子,杨建荣的青春期是与饥饿和劳作捆绑在一起的，每天天不亮，他就要去公社挣工分，瘦弱的肩膀过早地扛起了家庭的重担，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田埂上挥汗如雨，那一年，他19岁，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供他去镇上补习，他只能借着邻居家的一盏煤油灯，在虫鸣蛙叫声中，一遍遍啃着向老师借来的旧课本。
命运第一次对他露出了微笑,他考上了一所中专，这在当年，意味着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毕业分配，他进了县城一家濒临倒闭的农机厂，那是一个巨变正在酝酿的年代，紧接着，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浩荡，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国企改制的大潮席卷而来，杨建荣所在的农机厂，在市场的冲击下风雨飘摇。
他没有选择下海经商,不是因为他没有胆识，而是因为他身上背负着太多，父母年迈多病，弟弟妹妹的学费需要他供给，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厂里，拼命保住自己的工作，他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什么机器坏了，别人修不好的，只要他上手，总能找出症结，他带着几个年轻人搞技术革新，愣是把老旧的农机改装上了更节能的柴油机，那几年，他获得了“县级劳动模范”的称号，一张大红奖状，被他小心翼翼地贴在堂屋最显眼的地方。
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的努力有时显得微不足道，90年代末，农机厂最终还是破产了，杨建荣下岗了，那一年，他40岁，中年失业，人生仿佛一下子陷入了黑暗。
他没有时间去哀叹,他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开始在县城里拉货、送煤，每天天不亮，他就顶着寒风出门，一车蜂窝煤，要爬无数个陡坡，他挣的钱，每一分都计算得清清楚楚，妻子的身体不好，常年需要吃药；孩子正在读高中，成绩优异，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他硬是用这辆三轮车，供出了一个大学生。
后来的故事,听起来有些平淡，也有些心酸，孩子在省城安了家，接他和老伴去养老，他去了不到一个月，就浑身不自在，他闻不惯高楼里的消毒水味，听不惯嘈杂的车流声，他说，那城里的马路太干净了，连个让他歇脚的路沿石都找不到，他还是回到了县城，住在那个住了三十年的老楼里，闲着没事，他就在阳台上种些葱蒜，或者去河边钓鱼，一坐就是一整天。
有邻居问他：“老杨，你一辈子图个啥？”
他愣了下,憨厚地笑笑，手里的烟卷在烟雾中明灭：“图个啥？图个心安吧，爹妈养大我了，我把他们送走了；孩子我培养出来了；老婆跟了我一辈子，没让她饿着，对得起祖宗，对得起良心了。”
他没有创造出任何值得写进商业教科书里的财富神话,他没有推进行业进步的发明创造，他的一生，都在与最具体、最琐碎的困难做斗争，他就像一枚不起眼的螺丝钉，被时代的机器拧在哪里，便在哪里发光发热。
在今天这个崇拜速度、崇拜颠覆、崇拜“一个亿小目标”的时代，杨建荣的意义被极大地低估了，我们习惯了赞美风口上的猪，却常常忘记了，正是无数个像杨建荣这样，在时代巨浪中死死守住生活底线的普通人，构成了这个国家最坚实、最稳固的底座。
杨建荣的故事,没有任何光环，甚至显得有点“土”，但正是这种土，这种接地气的韧性，这种在底层的泥泞中开出花来的生命力，才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内核。
他没有建下不世之功,却用一生守护了“荣”，这份荣，不是名利场上的荣耀，而是一个人，在平凡世界里，坚守住的道义与责任，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然后安静地消失在人群中，如同汇入大海的一滴水。
杨建荣,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也是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