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地铁上第一次注意到他的。
早高峰的车厢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人们低着头刷手机，面无表情地晃动，他站在我旁边，个头不算高，穿着普通的灰色夹克，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太阳穴上方两侧，各鼓起一个硬币大小的包——像新生的鹿茸，粉嫩嫩的,还没来得及长出硬角。
起初我以为那是某种皮肤病，出于礼貌,我移开了目光。
可没过几天,我发现自己错了。
公司楼下的保安老赵，某天下午我下楼取快递时，赫然看见他额头上也冒出了两个小包，他解释说是撞的，没当回事，但第三天，那包就长成了小拇指长短的角，微微发青，像两片初春的竹笋,透着某种不可阻挡的生命力。
我开始留意周围的人。
公交司机，角从眉骨上方斜斜长出，弯成一个凌厉的弧度，像牛角，菜市场卖豆腐的大姐，角是白色的，不太明显，但仔细看能分辨出它们藏在发际线里，像蜗牛的触角，五楼那个总是加班到深夜的程序员，角的颜色是深灰色的，坚硬，有螺纹,与羊角无异。
没有人谈论这件事。
似乎每个人都默契地觉得这很正常，没有人拍照发朋友圈，没有人报警，没有人找医生，大家一如既往地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仿佛头顶的角与指甲、头发一样,属于再自然不过的身体特征。
只有我,成了那个不正常的人。
因为我的头上,什么都没有。
我每天照镜子，用手反复摸额头、太阳穴、头顶，甚至后脑勺，光滑，平坦，什么都没有，那种荒芜感让我恐慌，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错过了某种进化，或者更可怕的——被某种筛选机制淘汰了。
为了搞清楚这一切,我找到了我的大学同学老周。
老周读研时研究进化生物学，现在是市里一家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我约他吃饭，席间旁敲侧击地问他，有没有发现最近人类身上出现了某种……新的特征？
老周夹了一块红烧肉，嚼得很慢：“你是指角？”
我愣住了：“你知道？”
“做研究的怎么可能不知道。”老周放下筷子，“去年我就注意到了，最初只在少量年轻人身上出现，现在范围越来越广，我们采集了样本，做了基因测序，发现角里含有极高密度的碳酸钙和角蛋白，耐用程度接近象牙。”
“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声音有点发抖，“这不符合进化论，长角有什么用？又不是狮子老虎，打不过跑不快，角只会碍事。”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
“你有没有想过，角或许不是用来打架的？”
他接着说：“我们做了大量观察，长角的人工作能力通常更强，尤其是需要专注和抗压的岗位，那几个你认识的程序员知道吧？他们的角越硬，代码越稳定，我甚至怀疑，角是一种……能量天线。”
“天线？”
“接收或者发射某种信号的，说得玄一点，现在这个时代，几乎每个人都被信息轰炸，手机、电脑、广告、新闻、社交网络，大脑是过载的，角长出来，或许是为了分流、散热，或者与某种看不见的网络建立连接。”
我听得后背发凉。
“那不长角的人呢？”我问出了那个憋了很久的问题，“他们……是有什么问题吗？”
老周看着我，目光里带着某种复杂的内容，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不是长角，而是——”他压低声音，“最近有人在把角剪掉。”
“剪掉？”
“对，用锯，角里有神经，所以会很疼，会流血，但如果处理得当能活下来，那些剪掉角的人，第二天就会辞职、分手、搬家，甚至注销社交账号，他们变成了另一个人，或者说，变回了另一个人。”
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你想想，角是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出现的？”老周站了起来，拿起外套，“大概是三年前，第一波大规模居家办公那会儿，人们不再出门，不再见面，所有交流都通过屏幕，孤独感和焦虑感达到了顶点，然后角就冒出来了。”
“所以角是……
“是求救信号。”老周说，“也可能是保护壳，但现在没人知道，是角在保护我们，还是在把我们锁进更小的笼子里，不开玩笑了，我得走了，还有一个样本要分析，你……自己保重。”
他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桌前。
那之后,我观察得更仔细了。
我发现，在拥挤的地铁里，当所有人都刷着手机时，长角的人偶尔会轻轻转动脖子，那些角在空气中划出细小的弧线，像是某种无声的交流，在开会时，大家都不说话，但角却会微微颤动，仿佛它们在交谈,而嘴只是摆设。
而我这个没有角的人，只能看见沉默,听见寂静。
我开始失眠。
有一天深夜，我在厨房倒水喝，窗外的城市灯光像一片发光的荆棘，我爬上阳台，仰头看天空，城市的光污染太严重，几乎看不到星星,只有几架飞机的灯在移动。
就在那时,我听见了一个声音。
很轻，像是耳膜被一只看不见的手轻轻拨动，那个声音不足以构成话语，更像是一种频率,一种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嗡鸣。
然后我突然明白了。
那座角其实是一座桥。
一头连着我们，另一头——连着什么，我还不知道，但我知道，它想要的,不过是让我们走出那座只有自己的孤岛。
最后一个念头在黑暗中闪过：当你感觉与全世界都格格不入时，不是因为你奇怪,而是因为你还不够奇怪。
我摸了摸自己的头顶——依旧是光滑的、空无一物的皮肤。
但手指触碰到的地方,有一种微微的痒。
像春天第一颗发芽的种子。
我的门牙咬住了下唇，不知道那会笑出来,还是哭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