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天总是在亮与不亮之间摇摆，我记得，抵达斯匹次卑尔根的第一个夜晚，太阳像一枚疲倦的硬币,贴在海平线上不肯落下。
斯匹次卑尔根，人们叫它“寒冷海岸”，我却在那个夏天,遇见了它的温柔。
我们住在朗伊尔城边缘的一座木屋里，木屋很小，窗台却能装下整座山，每天清晨，父亲会在屋前敲打冻硬的靴子，那声音像是唤醒大地的鼓点，母亲在炉边煮咖啡，杯子上凝着细密的水珠，我趴在窗边，数着对面的冰川，它们安静地俯卧着,像一群正在午睡的巨兽。
那时我六岁。
六岁是个微妙的年纪，已经学会观察，却还没有学会分类，我分不清哪些是驯鹿的蹄印，哪些是北极熊的足迹；分不清哪些是矿工的歌声，哪些是冰裂的声音，在我眼中，一切都很新鲜,一切都很自然。
一个午后，我独自走到镇子外的小山坡上，说是山坡，其实不过是一块微微隆起的冻土带，苔藓和地衣是那里的主人，它们匍匐在地，小心翼翼地从石缝里探出头来，我蹲下身，发现一朵极小的花，浅黄色的，在风里颤抖着，那是我见过的最小的一种花，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但在这片灰褐色的土地上，它却是那样醒目,像是有人在那里画了一颗星星。
“冻原上的花，都是这样的，”母亲后来告诉我，“它们不会长得很高，风太大了；它们也不会开得很久，夏天太短了，但它们会选在最合适的时候，完成自己的使命。”
你知道吗？在斯匹次卑尔根，有些花一辈子都长不到人膝盖那么高，但它们照样开花，照样结果，没有人低头去看它们,它们就自己看自己。
还有那些驯鹿，它们从山坡上走过时，蹄子踩在石头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它们的角很好看，像树枝一样分叉，又像某种古老的文字写在天空中，有一头小鹿脱离了队伍，站在离我十几步远的地方，好奇地朝我这边看，它的眼睛很大，睫毛又长又密，我们就那样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它的母亲叫了一声,它便转身跑开了。
跑得真快啊，四条腿交叉着,像是在跳一种只有它们才会的舞蹈。
我真正懂得斯匹次卑尔根,是在离开之后。
学校里，同学们说起夏天，说的是冰淇淋和泳池，他们说“热”，这个字在我嘴里转了转，又咽了回去，我想到的是另一个夏天——那些不算暖和的夏日，那些不眠的白天，那些不会化尽的雪，我跟他们说起驯鹿，他们以为我在说童话；我说起冰裂的声音，他们问：那是什么样的声音？
像什么呢？像大地在翻身，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钟，像我们关掉电视后,机器冷却时发出的动静。
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多年。
后来，我开始用文字写下那些记忆，写冻土上的小花，写冰原上的驯鹿，写斯匹次卑尔根的夜——不，是昼，那里的午夜太阳是圆的，很圆很圆，像是有人用圆规画在天上的，它低低地挂着，把一切都染成金色,连最普通的石头都变得珍贵起来。
有个夜晚——说是夜晚，其实还是白天——我跟着矿工的儿子们去爬山，那座山不高，但在北极，每向上一步，风就大一分，我们攀到半山腰，回头一看，整个朗伊尔城都变小了，像地质博物馆里的模型，房子是彩色的，红黄蓝绿，散落在山脚的平地上,像是有人故意撒了一把糖果在那里。
“你知道吗？”那个矿工的儿子说，他的脸被风吹得通红，“这座城下面全是煤。”
“那煤采完以后呢？”
“煤采完以后，”他想了想，说，“我们就搬走。”
他的语气很平，好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想不通，我们生活在一座会搬走的城里怎么办，那时候我还不明白，有些地方是用来离开的,就像有些季节是用来怀念的。
现在想起，幼年的斯匹次卑尔根，是一枚坐标，它标记了我认识世界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太阳不会落下；在这个位置，花朵只长一寸；在这个位置,夏天短得来不及告别。
但正是这个位置,让一切都有了另一种度量。
从那以后，我看一朵花时，会不自觉地想起斯匹次卑尔根的小黄花，它教给我一件事：无论环境多么严酷，总会找到绽放的方式，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一瓣一瓣地开，哪怕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也要在冻土上画下属于自己的颜色。
也许这就是幼年斯匹次卑尔根留给我的礼物：一种看待世界的坐标系，它告诉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中的斯匹次卑尔根——那个定义了“我们是谁”的地方，它可能是一片冰原，可能是一座城，可能是某个午后的一次远足,可能是与一头小鹿的对视。
它是冷的，但回忆起来,总有暖意在心底升起。
我写这篇文章，希望你能在这个故事里，找到自己的斯匹次卑尔根，那个坐标也许早已模糊，但它永远在那里，在冻土与苔原之间，在冰裂与花开的季节里，轻轻提醒着你：曾经有一个夏天，太阳不肯落下,万物都还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