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名叫汪玲玲。
这个名字，是我在翻找母亲旧物时，从一张泛黄的毕业照背面看到的，照片上是一群扎着麻花辫的姑娘，站在一座石拱桥前，笑得明媚，母亲指着中间那个眉眼最温和的女孩说：“这是你外婆。”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外婆有这样一个名字——汪玲玲，像溪水淌过鹅卵石，清脆、温柔，外婆一辈子生活在江南小镇，那里有数不清的小桥流水，我童年最深的记忆，就是夏天傍晚，外婆搬出竹椅，摇着蒲扇，给我讲她在桥头、桥下、桥边的故事。
“玲玲，”我问她，“你为什么叫玲玲呀？”
外婆笑着，眼角的皱纹像涟漪：“因为外婆出生时，窗外正好有风铃响，你太爷爷就说，这孩子就叫玲玲吧，让她的日子，像铃声一样清脆。”
那时的我哪里懂这些，只觉得外婆的名字真好听,像她的人一样。
外婆有一双巧手，她会在梅雨天，坐在檐下绣花，针线在她手中像有了生命，穿梭间，一朵朵淡雅的荷花便盛开在素白的绢帕上，她说，这绣的不是花，是日子，一针一线，得慢慢来，我常趴在她膝边，看她用绣花针轻轻拨一下鬓角的白发，那动作,比桥下的水还要温柔。
小镇不大，但外婆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每一座桥，菜市场的桥，是她每天清晨去买菜的必经之路；镇中学的桥，是母亲和舅舅上学时，她日日接送的地方；还有一座没有名字的小石桥,是她年轻时和太外婆一起卖豆腐的地方。
“那时候啊，”外婆眯起眼看远方，“我和你太外婆，天不亮就起来磨豆子，推着小车过桥，桥那头是镇上的集市，桥这头是我们的家，豆腐卖完了，再推着空车回来，那桥，我一天能来回好几趟呢。”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淡，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可我分明看见，她眼中有光，是那个艰苦年代里,从未熄灭的光。
外婆不识字，她签自己的名字“汪玲玲”，总是歪歪扭扭，像小学生，但她的账本记得清清楚楚——不是写在纸上，是记在心里，谁家借了她一碗米，谁家帮她收了衣服，她都记得，她常说，邻里之间，就像桥和水，你渡我，我渡你,日子才过得下去。
我十岁那年，小镇要拆迁，河上的桥，一座接一座被推土机铲平，外婆站在岸边，看那座她跑了几十年的菜场桥在轰鸣中倒下，沉默了很久，我拉她的手，突然发觉，外婆的手,凉得像冬天的河水。
“桥没了，路还在。”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人啊，只要有脚，哪儿都能去。”
后来，我们搬到了镇上新建的安置小区，外婆把她的绣花棚子搬到了阳台上，阳台上没有桥，隔壁邻居也再不是一起浣衣的姐妹，她把绣好的帕子压在枕头底下，偶尔拿出来看一眼,又叠好放回去。
我上中学那年，外婆病倒了，我去医院看她，她瘦得像一片秋天的叶子，床头柜上，放着她绣了好久的帕子——是那座没有名字的石桥，桥下流水潺潺,桥边还有两棵歪脖子柳树。
“外婆绣得不好，”她虚弱地笑，“但能看见个样子。”
我握着她的手，终于没忍住，大哭起来，外婆摸着我的头，轻声说：“别哭，傻丫头，外婆这辈子，桥没白走，路没白走，你看看你，都长这么大了，外婆很知足。”
那是我最后一次听见她的声音，几天后的黄昏，外婆走了，走得很安静，像一片叶子，轻轻落在秋天的河水里,顺着流水飘向远方。
收拾遗物时，我发现一个铁盒子，里面是她的老照片，还有一本泛黄的日记，准确说，不是日记，是一本普通的本子，里面贴满了各种票据、糖纸、树叶和花瓣，每一页空白处，都有歪歪扭扭的记录：某年某月，小玲考上了高中；某年某月，大宝（我的舅舅）娶了媳妇；某年某月，我家丫头（我母亲）生了个女儿,叫小月亮。
每一件事，都和她有关，每一件事，都像桥上的脚印，深深浅浅,却从未消失。
我翻开最后一页，那里夹着一张褪色的糖纸，下面，是她用铅笔写的、笔画稚嫩的几个字：
“玲玲也想念那座桥。”
窗外，风铃响了，清脆，悠远，像穿越了漫长岁月的风,带来远方的消息。
后来，我也去了很多地方，走过很多桥，南京长江大桥的壮阔，乌镇小桥的灵秀，苏州园林九曲桥的别致……但我的心，始终留在外婆的桥上，那些桥，用青石板铺就，被岁月的脚步磨得光滑；桥下的水，不急不缓，一如外婆的性格；桥边的树，年年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我终于明白，外婆的桥，不是一座有形的建筑，它是她留在世上的足迹，是她用一生的坚韧、善良、温柔筑成的桥，她站在桥的这头，倾尽所有，只为把她的孩子、她的孙子,稳稳地渡到桥的那头。
她叫汪玲玲。
这个名字，风一吹，就发出清脆的回响，像她绣的荷塘，像她走的石板路,像她推着小车吱呀吱呀走过的每一个清晨。
我也成了大人，走在人生的桥上，我时常回头望，月光洒下来，照见外婆的身影——她站在时光的那一头，摇着蒲扇，笑意盈盈,喊我的小名：
“小月亮，来，外婆给你讲个故事。”
我仿佛看见，那座石拱桥重新伫立在月光下，桥下流水幽幽，桥上，外婆的麻花辫，还是墨黑墨黑的，桥的那头是灯火，是外太婆的家；桥的这头是我,是外婆用一生渡我到的地方。
而她的名字，就在这座桥上，被月光擦亮，被流水洗净,被岁月传唱。
汪玲玲,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