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的针线盒里，藏着一张发黄的纸片，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村里放映队发的一张电影宣传单，墨绿色的底，白色的字，写着麻风病防治知识，奶奶不识字，却把它夹在最底层，和顶针、线团压在一起。
八十年代的一个夏天，我在奶奶家阁楼玩耍，翻出这纸片，奶奶一把抢过，像护着炸弹，那年我八岁，问奶奶怕什么，奶奶摸着我的头，眼里的恐惧比纸片上的字迹还深：“那病，染上会掉鼻子。”
村里人都这么说。
麻风病，在老百姓口中叫“癞子”，得了癞子，人见人躲，被送到城外的“麻风村”，那里隔绝人世，进去就出不来，村里的老人说,连狗路过麻风村都要绕着走。
童年最大的恐惧，就是麻风村的传说，奶奶说，她年轻时见过一个麻风病人，脸上蒙着纱布，只露两只眼睛，人们远远地丢下馒头就跑，那人捡起馒头，向人们鞠躬，可没有人敢多看他一眼,也没有人敢等他抬起头来。
恐惧如影随形,却不代表人会失去怜悯。
八十年代中期，村里的赤脚医生张叔开始挨家挨户宣讲麻风病可治愈，他带着县里发的挂图，上面画着麻风杆在显微镜下的样子，张叔说：“我不骗你们，我亲眼见过治好的病人，和正常人一样。”
晚上，父亲和邻居们蹲在村口抽旱烟，有人提起张叔讲的麻风病知识，说过去躲着麻风病人的事情，隔壁王大爷磕了磕烟袋锅：“人还是那些人，病好了，就不是病人了。”
奶奶在一个傍晚，把那纸片从针线盒里拿出，摊开看了一阵，突然，她撕碎了它，我以为奶奶还是害怕，却听她说：“不放着了，眼不见心不烦，反正现在也没人怕了。”
九十年代初，我考上县中学，学校组织看一部麻风病主题的纪录片，那是县卫生局制作的，讲治愈麻风病后回归社会的故事，录像厅挤满了学生，沙沙的放映声里，我看到一个人掀开头巾,露出完整的面容。
全场鸦雀无声，那是我们所有人第一次看到“治愈”二字的模样。
2015年，我当记者，在采访中遇到一位老人，他七十多岁，曾在麻风村隔离三十多年，后来村子分散，他便留了下来，我问他：“您愿意提过去吗？”
老人摇头：“不说也罢。”停了很久，又说：“小时候我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才会得那种病。”
他打开一个铁盒子，里面是一部剪报，标题是《麻风病防治知识》，那是九十年代的报纸，老人说：“这张我留了二十年，就为证明一件事——这病，传染不了。”
他指着照片里的图：“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
我忽然想起奶奶的针线盒,那个消失的纸片。
麻风病，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传染病之一，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患者与社会隔绝，中世纪欧洲，麻风病人被要求穿特殊服装、摇铃警示健康人，近代医学让麻风病被治愈，疾病已不存在,偏见却依然流传。
也许奶奶的恐惧从来不是对病毒，而是对那些会掉落鼻子的传说、被隔离的麻风村、以及村民们绕道走的传说，恐惧不是先天的,是后天习得的。
正如老人说的，人心易得麻风病，那是一种比麻风杆更难消灭的疾病，潜伏在偏见里，传染在故事中，每撕碎一张纸片，每对一个痊愈者点头致意，每相信一次科学,我们就在治愈人心。
2023年的一则新闻：最后几个麻风村陆续拆除,康复者回归社会。
这些镜头，或许会被剪辑进某部关于麻风病的片子里，或许不会，但我知道，有些片子在删改中保留，有些村庄在时间里消失，而有些恐惧,可以在理解中永远被删除。
